2018，我们调查了全国400个县，结果发现…… | 社会科学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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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域经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经济单元，县域经济体承担着县（市）全域的经济发展任务，也赋有全域的社会民生改善的责任，只有县域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，国家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兴隆发达、民众安居乐业的治理目标。因此，对县域经济进行深入跟踪研究，不仅可以了解更为生动活跃的区域发展态势，而且能够掌握更为丰富翔实的微观单元经济动态。 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(2018)》根据地区生产总值、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三项标准，在全国近二千个县域经济单元中遴选出400强样本县（市），作为分析研究比较的基础。报告构建了县域经济竞争力和投资潜力指标体系，对2018年400个县（市）的经济竞争力和投资潜力指数进行了实证研究。 |
原文 ：《县域经济：激活经济发展的“单元格”》
作者 |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县域经济课题组
图片 | 网络
概览：县域经济竞争力与投资潜力
2018年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县（市）分布17省（市），苏浙鲁三省百强县（市）数目达65席。在区域分布上，综合竞争力百强县（市）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，西部地区百强县（市）数量最少。东部地区、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百强县（市）个数分别是76个、15个和9个。2018年全国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第1位的是昆山市，第2位的是江阴市，第3位的是张家港市，其次分别是常熟市、太仓市、义乌市、长沙县、慈溪市、宜兴市和龙口市。在竞争力十强县（市）中，有8个是长三角地区的县（市）。
将综合竞争力百强县（市）与400样本县（市）进行比较，可以发现百强县（市）生产能力突出，投资需求持续弱化。百强县（市）在生产能力、GDP创造财政收入的能力等方面明显高于其他样本县（市），并且具有逐步增强的趋势。百强县（市）投资总额和消费总额占比分别只有43.6%和41.3%，分别比上年下降0.3个百分点和提高0.3个百分点，市场需求能力相对生产能力而言仍然偏弱，特别是百强县（市）投资总额所占比重呈现下降趋势，表明百强县（市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投资潜力有所下降，未来的发展将更多依靠转型升级。
综合竞争力百强县（市）卫生福利水平较高，平均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1731元，高出400样本县（市）平均水平8357元；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1676元，高出400样本县（市）平均水平4684元。但基础教育改革亟需推进，综合竞争力百强县（市）外来人口较多，随带子女入学却存在困难，导致小学在校生占常住人口比重降低。百强县（市）基础教育的欠缺对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造成很大的困扰，亟需通过改革推动教育公平优质和均衡化。
2018年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（市）散布19省，浙江投资潜力百强县（市）数目最多。三大区域样本县（市）投资潜力相对稳定。东部地区、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投资潜力百强县（市）个数分别是53个、30个和17个。与上一年度相比，西部地区投资潜力百强县（市）数量增加了3个，而东部地区减少了4个。投资潜力排名第1位的是金堂县，第2位的是嘉善县，第3位的是界首市，其次依次是固安县、德清县、新津县、灵武市、闽侯县、平湖市和慈溪市。其中，金堂县、界首市、德清县、固安县、新津县也是上一年度投资潜力前10名。投资潜力排名前10位的县（市），依然大多数都是距离核心大城市不足100公里的县（市）。
形势：总体回升分化明显
2017年，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向下调整后终于呈现触底反弹走势，GDP增速由上年的6.7%提高到6.9%。县域经济增速总体也呈现回升态势，但是分化却更加明显，部分县域经济特别是辽宁县域经济表现堪忧，成为影响区域振兴的不稳定因素。
2017年县域经济平均增速较之全国更大幅度回升，400样本县（市）地区生产总值之和为19.04万亿元，实际同比增长7.57%，相比2016年400样本县（市）地区生产总值提高0.86个百分点，超过全国0.2个百分点的回升幅度。三大地区经济运行态势发生逆转，2016年东部地区经济增速下滑，中、西部地区上升，而2017年则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，即东部地区经济增速上升，中、西部地区下滑。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东部地区在经济周期方面的引领作用，中西部经济调整居于从属地位，但具有一定滞后期。尽管如此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仍然明显高于东部地区，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均衡化趋势仍在延续。贵州样本县（市）平均经济增速仍然领先，辽宁平均经济增速由负转正但仍然垫底。
消费方面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速较上年继续回落，但西部地区样本县（市）略有回升；由于经济增速放缓，辽宁样本县（市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达到54.3%，在25个省份中占比最高。投资方面，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较上年明显回升，但是中西部地区样本县（市）都出现回落。财政方面，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受“营改增”的影响，平均增速较上年有所回落，八省出现负增长，但东部地区样本县（市）平均增速反而提高。人均收入方面，26县（市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超50000元，浙江独占20席，其中义乌市和玉环市携手并超60000元；各区域县（市）城乡收入差距继续趋于缩小。GDP规模方面，神木市、迁安市、如皋市和余姚市等4市首次入围GDP千亿元俱乐部，全国超千亿县（市）数量达到24个。
风险：房地产与地方债
全国县域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情况是怎样？县域经济的脆弱性决定了其更容易受房地产市场波动的影响，特别是人口增长的有限性甚或是净流出，亦决定了其即使在房地产市场火热的情况下，去库存问题也不容忽视。主题报告认为，部分县（市）借势无节制供地推盘，导致房地产库存进一步升高，在全国房地产市场转入调整阶段后，又将面临库存高企、风险陡增的局面。2017年，受到货币化棚改政策下沉、乡村投资开发热潮等因素的影响，部分县域城镇房地产市场库存迅速下降，房价上涨较快，房价超万元县数量迅速增加。长期看，县（市）处于城市化末端，房地产市场发展空间较小，随着开发量的再度增长及销量的进一步回落，库存或将重新回升。
地方债务问题是当前的研究热点，但是专门针对县域经济体的债务问题研究仍旧比较缺乏。事实上，县域经济体的地方融资问题也十分突出，融资占比也比较大，例如，早在五年以前，即2013年6月底，审计署披露的县级和乡级政府债务就占到省市县总债务的39.2%。由于大部分县域经济体的财政创收能力更脆弱，一旦形势逆转，县域经济体的债务问题也会首当其冲地凸显出来。
主题报告认为，对高债务县（市）的风险监测，应当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重点；压缩债务规模，则是高债务县（市）的首要任务。三大地区中，西部地区样本县（市）债务负担最大，中部地区样本县（市）最低。分省份看，主要受其近年来大规模投资的推动，贵州样本县（市）呈现“双高”特征，即高债务率和高负债率，债务负担最重；主要得益于广东对全省债务规模的严格管理，广东样本县（市）债务水平最低。报告还发现，综合各种衡量方法，约有15%左右的县（市）债务水平都超过了警戒线，如果考虑到无法完整统计的隐形债务以及样本选择可能存在的偏差，这一比重会更高。总体来看，地方政府债务率的上升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，应当基于动态的视角，在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要求和债务负担之间进行权衡。需重点压缩专项债务的规模，特别是明确和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风险源。
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43期第1版，未经允许禁止转载，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，不代表本报立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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